南桥，我的故乡。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一场战火之后，庄行镇化为一片灰烬，我的一贫如洗的曾祖父从庄行迁到南桥讨生活。1913年奉贤县城从奉城迁往南桥，南桥就此成为有县无城的县城。奉贤县的隶属关系曾多次变动，原属江苏，抗日战争时属上海特别市，记得幼年时，我家大门上贴的户籍卡上写着：上海特别市奉贤区南桥镇X保X甲庄仁治，庄仁治是我父亲的名字。抗战胜利后又归江苏管辖，1958年归上海市。
南桥，这个江南小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时，据父亲说有八千来人，仅东南西北四条街，北街最短，约200米，北市梢有一个圈棚，是用砖头砌成城门洞样的通道，长七、八米，高两米，顶上是二岩寺的一个大殿，圈棚北也有些房舍，但几乎没什么市面了，有两家粮店、两家鸡行而已。西街也不长，300来米，东街长约400—500米，南街最长，约600—700米，最热闹的当数十字街头和南边的余庆桥堍。
奉贤系河网地带，南桥镇的河流也不少，与东街垂直的是横泾，将东街一分为二，北通黄浦江，南接南桥塘，南桥塘依在东西两街之南，与南街并行的一条河也称南桥塘，受潮汐影响，潮起潮落，河水匆匆忙忙，每天南来北往两趟。有河必有桥，最壮观的桥要数十字街头的余庆桥了，它横跨南桥塘，连接南北街，是座钢筋水泥桥，东街横泾桥也是水泥桥。拱形石桥是江南特色之一，东街尽头有留福庵桥，西街汽车站西有西三官堂桥，最高大的要算南街的南石桥了。镇上还有些木桥，如东街的东望虹桥、利市庙桥，西街的西望虹桥、南街背后的轧花厂桥等等。
作为水乡小城，南桥自然有水乡特色，但不典型，不集中，东一点，西一片，不成气候。“人家尽枕河”是水乡市镇特色之一，南桥也有一些，主要在东街，比如鼎丰酱园沿横泾的一些建筑，一半枕在河上，下面以木质梅花桩支撑，东街中段有些房屋，用木质梅花桩或石条支撑着枕在河里的房基，有几户人家家里有石级通河边，还有几家在窗台上用吊桶向河中汲水，另有几段石驳岸几处马头墙。南街尽头的河东，有几家商店，商店前面有廊棚，称为南廊棚，木柱支撑着盖有瓦片的屋顶，纵向的木柱之间连着木板，可当长凳，供路人休息，廊棚可为路人遮雨，这实在是一种很人性化的建筑，可惜就只几十米而已。
南桥的街面主要是石板路，有些地段中间石板，两边青砖。房屋基本上为中式砖木结构，南街和东街热闹地段大多为两层，也有三层的，如南街瑞大绸布庄就是三层，两、三层还有水泥阳台哩，也有草屋，如西街天主堂路南的小菜场就是竹草结构。南桥最豪华的房屋，当数协和弄内的沈家花园，我始终没有搞清楚协和弄（现解放中路的一段）到底是东洋兵起的名还是早就有的。沈家花园的最初主人是沈梦莲，曾任军阀时代江苏省水上警察厅长，听老人们讲当初建园花了八万银元，主楼是坐北朝南的钢筋水泥三层楼房（解放后几十年内为奉贤县委、县政府办公用房），地面是彩色瓷砖，一楼大厅装有枝形灯，三楼两侧一边是水塔，一边是凉亭，这样的建筑，即使在今天的南桥也绝不逊色，主楼西南是二层的祠堂。园内纵横交叉的水泥路，路上有不少磨光水泥靠椅，园内处处枇杷、梅树、桃树，还有冬青等树木，郁郁葱葱，西边是一条南北向断头河浜，河浜和围墙连接处是竹篱笆。抗日战争期间东洋兵驻在里边，一楼竟然养着马匹。抗战胜利后，袁浦盐务管理处在里边，我和一些同学不时爬竹篱笆——那防御最薄弱的环节，长驱直入，偷梅子摘枇杷，总是“战果”辉煌。抗日战争初期东洋兵的飞机将主楼的三楼顶层炸掉，抗战中和解放前，这么一座豪华大楼一直是稻草盖顶，这也算南桥一大奇观吧！
南桥有些弄堂与官宦家庭有关，比如我家所在的曹家弄（解放后改为光明弄），恐怕和弄内曹氏家族的红顶子有关，其中一户曹家，祖上系前清举人，曾在四川一个县任知县，他家的墙门间内一直放着县太爷的仪仗，记得有四片，分别为：肃静、回避，七品正堂和钦命四川省XX县知县，材质均为木材，漆以红漆，并不精致，四块仪仗分插在两边的红色木架上，1966年夏天以后就见不到了。北面一家是秀才曹贵孚家，我童年时曹秀才尚在，人很清秀，留山羊胡子，成天抱着个水烟袋，不时高声朗读古文：孟子见梁惠王，王曰??????人很温和，有一次上街差一点给横冲直撞的东洋兵的马踩死，母亲说曹秀才回来脸色惨白。曹举人家屋脊两边装有铁铸的花瓶里插三支戟的装饰，父亲说，只有举人以上功名的人家才有资格装此“瓶升三级”，曹秀才家的屋脊两端装着砖砌的鸡头，父亲说这叫“装鸡”，有秀才功名的才有资格装。我家在曹秀才家北面，屋上也装有鸡，我知道祖父是商人，父亲也赶不上科举考试，就问怎么也装有鸡，父亲笑笑说：“你大大（祖父）花钱买了个秀才顶子。”我家的客堂堂名是“问心堂”，堂匾的落款是张建勋，我问父亲，张建勋是谁？父亲说：“是清末松江的状元。”他又补充了一句：“堂匾是别人冒他名字写的。”原来如此，假冒伪劣啥时都有。曹秀才的儿子曹声振，喜欢研究哲学，我叫他振叔叔，他叫我定弟（我小名定定），他是位地下党员，五十年代初调苏南行署工作，肃反时被定为反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平反昭雪。八十年代中期我回家，父亲说振叔叔回来了，你去看看他，三十多年不见，他虽衰老，但脸形变化不大，我一见就认出他，他一见我就叫我“定弟”，振叔叔操着地道的南桥话，真是乡音未改鬓毛衰，他说：“定弟呀！我是老革命变成反革命，当了二十二年反革命！”人生有几个二十二年啊！我黯然。
另一条弄堂叫棋杆弄，在南街，该弄陈家的一位祖先系前清翰林，曾任河南巡抚，原来他家门口装有旗杆，记得赵树里的《三里湾》里描述过旗杆，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三里湾》封面上就画有旗杆，可惜旗杆弄徒有其名，已不见旗杆了。
祠堂，在镇上也算是有气魄的建筑，记忆中，比较大的是南街的庄家祠堂，南街有不少庄姓人家，我家住东街，与庄家祠堂无直接关系，南桥镇的庄姓人家清明时都到庄家祠堂祭祀，我家不去，所以南街有些庄姓人家说我家是野庄（意思是：没有祠堂的庄姓人家）。母亲说我家祠堂在庄行，那是宗祠，南桥祠堂是支祠，是庄行分出来的，我小学一年级在庄家祠堂上学，见祭桌上赫然刻着“庄氏支祠”四个大字，看来母亲的话是对的。解放前，庄行这个小镇上，多数人家姓庄，父亲说庄行庄家可能是康王（南宋）南渡时从河南逃过来的，68年我到河南后，发现原阳、虞城等县庄姓居民还不少，虞城还是庄姓老祖宗庄周的故里呢！看来，父亲的话有一定道理。我的祖父庄伯玉是庄行庄氏家族的族长（几年前《奉贤报》上有一篇短文，专讲庄伯玉，说他外号人称实惠货……我的二姐庄礼善曾将那份报纸寄给了我），庄行祭祖理应由他主祭，但那时祖父年事已高，所以从来不去，父亲也从不去祭祖，不知什么原因。祖父之所以当族长，主要原因是辈份最高，次要原因他是财主，如果是长工、佃农之类恐怕辈份再高也不会让他当族长。每年祭祖后，子孙们要在祠堂就餐，祖父不去，他们派人担来一担酒肴，说一担，其实也稀松透顶，所谓蹄膀是用一块半个巴掌大五花肉油炸后红烧的，红烧鲫鱼是一条半斤来重的小鲫鱼，一共十来个菜。有些小说和电视剧中常将一些祠堂描绘得十分恐怖，一些族长下令将族中不贞妇女沉塘等等，其它祠堂我不清楚，庄行的庄氏宗祠似乎没发生过这类事情，我自然不认为庄氏宗祠有什么革命性，但残害人命的事终究没有发生过。文革结束以后，有庄氏子孙从庄行来找我父亲，要续家谱，那时奉贤庄氏家族中，父亲的辈份绝对是最高的，但父亲对续家谱毫无兴趣。奉贤庄氏家族中，我的辈份也是极高的，60年前我上小学时，同桌的父亲任奉贤中学校长，是心字辈，仁、礼、正、心四辈中，我居第二，那位校长居第四辈，我的同桌也承认比我小三辈。另外，东街的周家祠堂也很大，解放前常在那里演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