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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村宁次称自己搞的是“三戒政策”，“三光政策”系中方诬陷 时下“还原真相”热潮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关于‘三光政策’，本是冈村宁次对下属的告诫，日文原文是‘焼くな、犯すな、杀すな’，懂日文的自行判断。”言下之意，所谓“三光政策”，乃是中方为抗日而故意歪曲冈村宁次“戒烧、戒淫、戒杀”政策而编造出来的，冈村宁次并无“三光”言论及相关罪行。 发出此等言论者，多半是读到了冈村宁次战后所著回忆录。冈村在回忆录中辩称：“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以后，几经思考，于1941年11月3日的明治节，向司令部全体高级军官作了训示，首先朗诵明治天皇所作诗句‘国仇固当报，仁慈不可忘’，然后带领大家高呼‘灭共爱民’。在那以后，我认为贯彻爱民方针至关重要，又提出了‘戒烧、戒淫、戒杀’的标语训示。这条标语并非出自我的发明，而是借用了清军入侵明朝时的禁令。顺便提一句，日、中的共产党把我的三戒标语篡改成‘冈村宁次的可烧、可抢、可杀的三光政策’大事宣传。令人惊奇的是，甚至日本进步学者的著作中也引用了这种宣传。因纯属无稽之谈，毋庸置辩。……后来公布了我在1943年3月9日的训示‘告华北派遣军官兵书’，并传到国内，其内容除不烧、不淫、不杀外，又加进了不干涉县政、摒弃优越感等，这都是我一向对待中国人的意见，在国内也得到好评。”（〔日〕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881年版，P312）…[详细] 为证明自己确曾“戒烧、戒淫、戒杀”，冈村还在回忆录中引用了所谓“作为第三者的原中国派遣军所属师团长船引正之”的说法：“岩波书店出版的《昭和史》中载有‘冈村宁次大将率领的华北方面军于1941、1942年进行大规模扫荡战，施行了中国方面称为三光政策的残酷战术——烧光、杀光、抢光。’另《中国革命思想》一书亦载有‘日军在战争末期采取杀光、烧光、抢光的所谓三光政策，解放区的人口一时因此骤减一半。’三光政策一词，我们尚属初闻。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竟然生搬一方面的史料，并煞有介事地予以发表，实为可笑。再说，这个三光政策与事实完全相反。……冈村大将新阵前训的第一项便是‘戒烧、戒淫、戒杀’三戒，这点我记忆犹新。每天至少在点名时听到一次列队高呼‘戒烧、戒淫、戒杀’之声。这样轻率的史书长此泛滥下去，将给青少年带来何等影响！”（〔日〕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881年版，P313）…[详细] 所谓“三光政策”，果真如冈村所言，是“日、中的共产党”编造出来污蔑他的么？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后离开会场
三方面资料可以确证日军当年推行过“三光政策”日军作战命令中，不乏“烬灭作战”一类指示，其意与“三光政策”完全相同的确，如果仅就名称而言，“三光政策”这一说法，最早出自1941年9月10日《解放日报》，系中方对日军在华北所推行的扫荡政策的一种概括，在日军的作战命令与作战术语中，并没有“三光政策”一词。但这并不意味着日军没有推行过“三光政策”，在日军的作战命令和战报中，与中方概括的“三光政策”意思相同者，乃是不断出现的“烬灭作战”、“彻底毁灭”等称呼。所谓“烬灭作战”，即是烧尽灭绝，一个人不剩的杀光，一间房不留的烧光，一点东西也不留的抢光。此种战术的始作俑者，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将其推向极致的，则是其继任者冈村宁次。在此二人任期内，这种作战方式被一再强调，日军也执行得很坚决： （1）1940年1月2日至11月30日，日军在扫荡中共晋冀鲁豫边区时，曾下过一道命令：“这次作战的目的，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根据地，凡是敌人地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饭碗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下毒。”（李恩涵编著，《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2）1940年9月，日本第1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在《讨伐队注意事项》中规定：部队归还时，“应明了敌性显著之敌根据地之村落，予以烧弃为止，彻底实行烧尽灭绝作战”。同时，该旅团在《第一期晋中作战行动实施纲要》中还对“烧尽灭绝的目标方法”进行了详细说明：一、“敌及装扮为当地居民之敌”，“认为具有敌对性质之居民中的15岁以上至60岁的男子”，一律杀戮；二、“敌所隐匿之武器弹药工具炸药等”，“认为系敌聚集之粮秣”，要“没收带走，不得已时烧毁”；三、“敌使用之文件”，“敌对性质之村落”，应烧毁、破坏。（江口圭一：《日本帝国主义史研究》，东京1998，第342-343页。）该政策得到了很好的执行，据该旅团《昭和15年10月19日-11月4日第二期晋中作战战斗详报》所记：“10月25口，彻底烧毁寺子岩-姚门日之间东西约6公里间之村落”、“11月5日烧毁村落背庄-大有镇沿途村落、大有镇附近及其附近16个村”。 （3）第11军所属第34师团命令“烧毁敌人能够利用的一切”，当有人“向师团司令部询问，‘一切’是否包括于活的中国人，还是仅指物品而言，回答则称其中也包括人在内。除了用于搬运货物的壮工以外，中国人都要杀死”，“一个一个地杀死过于麻烦，于是又想出了好主意。从村子的上风处点着了火。火势顺风而下，老头子、小孩子都出来了。那里已经架好轻机枪在等待着，嗒嗒嗒嗒……。惊吓的人们又跑回村中，被卷入大火烧死”。（江口圭一著《日本帝国主义史研究：以侵华战争为中心》283页） （4）原日军第59师团士兵菊池义郎记述说：“我们日军每到一个村庄，要破坏所有的家俱杂物，烧毁房屋。我们常说，如果约500人的部队在100户左右人家的村庄驻一夜，这个村庄恐怕十年也恢复不起来。”（李恩涵编著，《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由此可见，日军作战命令与作战术语中，虽无“三光政策”一词，但确有“杀光、烧光、抢光”之实；中方将其概括为“三光政策”，并不是诬蔑。以杀人而言，据日本比较“中立”的学者姬田光义考证，日军扫荡期间，仅河北一省，“至少有12万以上的中国人被日军残杀，此数字并不夸张。”（姬田光义，《何谓“三光作战”——中国人目睹的日本侵华战争》，《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第五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详细]  “扫荡”中的日军
外籍传教士记载，日军扫荡时常将1/3或1/4的村落烧毁，并杀死几千村民除日军作战命令和战报外，当时在日军扫荡地区活动的外籍人士，对“三光政策”也有所记述。据台湾学者李恩涵在其著作《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中引用外文资料披露，1940年“三光作战”刚刚开始时，一位外籍传教士经过河北与山西两省，据他描述：“日军在扫荡中，常将1/3或1/4的村落烧毁，并杀死几千村民。所有较大规模的扫荡，都附有很多空卡车，将可以看见的值钱东西全部掠回城市。所有的牛都被赶走杀死，大约河北、山西有一半的家畜，都被杀光。在许多村庄，因为鸡都被杀光，就无法买到鸡蛋。”当时在华采访的英国记者林德西也报道日军正在实行一种对于民众无差别的恐怖屠杀，并认为如果这种无差别的恐怖不停止，则民众将无所适从。另外，一位中国教授也说；在鲁北，“日本人抢光一个市场中所有的东西，使农民变成双手空空。日本人将他们有用的东西拿到城市，而将其所抢到的东西运到市场，卖给老百姓”。（李恩涵编著，《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详细] 中方资料中，日军“三光”罪行更是随处可见毋庸置疑，对日军“三光”罪行记述最多也最详细的，是作为受害者的中方。相关记载太多，不能一一尽述，仅举几例加以说明： 杀光。多田骏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期间，1940年9月1日发生平定马家庄惨案，日军用刺刀逼迫该村民众140多人至该村下街马庆深家的圈房内，把房门锁住，全部烧死。1941年1月25日，日军 “讨伐”队包围河北省丰润县潘家峪村，集中全村1000余名乡民于西大坑，要人们说出八路军的去向和村里的共产党员。无人答话。日军将人群赶入潘家大院，一面用机枪扫射，一面点燃大院周围泼了煤油的玉米桔。这次惨案共残杀、烧死潘家峪乡民1035人，烧毁房屋1100多间。（《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解放军出版社1957，第87-90页）冈村宁次继任，1941年9月中旬日军独立步兵第43大队在急袭莱芜茶叶口村时，将全村用高粱点起放火，对逃跑村民则予枪击。（黑羽清隆：《日中15年战争》，215页）日军攻进饶阳某村庄后，将男女老人与小孩约60人驱入一屋，放火烧，屋中人有外逃的即用步枪射杀。在沂蒙山区扫荡期间，仅在沂水留田村，即屠杀村民（包括外地来的人）3000多人，烧毁房屋5000多间。（李恩涵编著，《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烧光。据傅尚文《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的粮食战》介绍：“1940年春，日军向晋东北、冀西扫荡，曾专门组织了“放火队”，每到一个村庄，就纵火一面烧毁民房，一面焚烧民众的粮食，包括已经打下的存粮，及村外即将成熟尚未收割的田禾，并野蛮地屠杀村民和牲畜。当时仅平山一县，即被敌入烧掉粮食十万石，在大火中成千上万亩的田禾被变成焦土。” （《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447页）1940年10月开始，日军在五台县持续扫荡了两个月，摧毁大小村庄98个，毁房20067间。（《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第197页） 抢光。1943年11月日军占领黑水坪、洛水村、米汤崖等村，黑水坪全村70多头大牲畜中，60多头被杀。大洛水村150名村民42人被杀，全村的47头大牲畜和60多头羊全被抢走。全村240间房屋，除几间窑洞外，都被拆掉烧毁，粮食被抢光、烧光，家家户户的锅碗瓢盆，都变成碎渣烂片。总计在这一地区的总人口4000多人当中，近1000人被屠杀。 由上可见，日军确实对华北中共控制地区实行了“三光作战”，其目的在于摧毁灭中共赖以生存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详细]  《晋察冀日报》所载侵华日军滥杀无辜、频频制造惨案的罪行
冈村宁次的自我辩解，实乃此地无银之谬论冈村所谓“戒烧、戒淫、戒杀”，在“三光政策”施行两年后才针对性提出来前已述及，冈村宁次曾辩称“共产党把我的‘戒烧、戒淫、戒杀’三戒标语篡改成‘冈村宁次的可烧、可抢、可杀的三光政策’”。确实，“三光政策”系中共方面对日军扫荡行为的一种概括，前文也已论及，这种概括是符合基本史实的，并无夸张及虚构。但更应注意到：中共“三光政策”的提法，最早始于1941年9月10日《解放日报》，之后“三光”即作为日军罪行之一，屡见于报纸、电文和讲话中。也就是说，冈村宁次所谓“三戒”直到1943年3月其所颁布《告华北派遣军官兵书》中才出现，在此之前，日军已经对中共控制地区进行了长达数年的“三光作战”；所谓“三戒”，恰恰是针对之前的“三光”而言。在“三戒”颁布之前的两年中，冈村宁次本人一直忙指挥日军对华北中共活动地区进行1941年9月之后的秋、冬季大扫荡，1942年5月1日之后的夏季大扫荡与1942年9月之后的秋、冬大扫荡等作战，且每次均秉承“烬灭作战”的指示精神，大肆烧杀抢掠，制造“无人区”。 即便是在“三戒政策”出台之后，“三光政策”亦未停止。如1943年9月到12月，日军对冀西发动了“毁灭性扫荡”，所到之处烧杀破坏，残忍至极，甚至不乏“破孕妇之腹、餐生人之肉”的案例。（李恩涵编著，《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行径若此，冈村尚自辩称“贯彻爱民方针”、“共产党篡改其三戒标语”，实在是此地无银。…[详细] “三戒政策”并没有传达给所有日军士兵，亦未对烧杀抢掠起到多少节制作用尽管冈村引述船引正之“每天至少在点名时听到一次列队高呼‘戒烧、戒淫、戒杀’之声”的说法，以示自己推行了“三戒”的“仁慈”政策，但仍有部分日军士兵明确表示对“三戒”之事全然不知。如桑岛节郎曾隶属于独立混成第5旅团，与八路军在华北各地周旋。桑岛在其《华北战记》中写道：“据《华北治安战（二）》中记载，中国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曾于昭和18年（1943年）4月8日，向属下各兵团的官兵下达了‘不烧、不淫、不杀’的命令。但这件事我却是在昭和47年（1972年）读《华北治安战（二）》之后才知晓的。我想虽然此命令未向士兵们传达，但中队长一级总该知道吧。可是柏崎中队长的部队却依然干着杀害当地百姓的事。不单是第一中队，整个北支那派遣军的前线部队，不管哪只队伍，似乎都把这条命令当做耳边风，将‘烧、抢、杀’的作战愈演愈烈。”（姬田光义，《何谓“三光作战”——中国人目睹的日本侵华战争》，《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第五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既有日军士兵完全没听说过这回事，自可知冈村“三戒政策”的贯彻程度如何。 不论是冈村本人在做秀，抑或是下级军官执行不力，总而言之，在所谓“三戒政策”出台后，日军实施“三光”仍一如既往、并无收敛。如1943年11月12日上午，日军进攻黑水坪等村，抓获村民，不论男女老幼，先被扒光衣服站在严寒中，最后就地处死或押往黑水坪处死。处死手段极为残忍，包括打活靶、肢解、活理、砸死、铡死，烧死、喂狼狗、推下悬崖、放毒气、投下水井等等。后来日军在500米高的山腰发现了几百人藏匿着的老虎洞，洞分内、外两洞，日军先在外洞抓到数十名老人和儿童，全部杀死，后又发现内洞，遂放毒气将洞内150多人毒死，仅一人生还。（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694页）行文至此，自不难看出，冈村的自辩是如何苍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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